周小川：需要大力发展股权融资 债转股政策细节还在讨论

　　周小川表示需要大力发展股权融资，债转股政策细节还在讨论。周小川行长出席经合组织中小企业融资报告新闻发布会

　　2016年4月14日，周小川行长在美国华盛顿出席了经合组织(OECD)《关于中小企业和企业家融资状况的报告——OECD打分板》新闻发布会。周小川行长在发布会上发表了致辞，并与OECD秘书长古里亚共同回答了记者的问题。周小川行长的致辞和记者问答文字实录如下。

　　周小川行长的致辞：

　　很荣幸受邀参加OECD中小企业融资报告的新闻发布会，感谢古里亚秘书长的盛情邀请。我得知该报告已是第五版，是一份非常重要且有用的报告，祝贺OECD。

　　自2010年以来，中小企业融资一直都是G20的重要议题之一。促进中小企业融资有利于实现G20“强劲、可持续和平衡”的增长目标。促进中小企业融资涉及G20下投资、普惠金融、就业、税收、创新和发展等许多议题。中小企业融资是G20投资和基础设施工作组(IIWG)的重点议题之一。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GPFI)也关注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并成立了专门的中小企业工作小组，研究如何改善中小企业融资。

　　OECD在中小企业融资方面研究成果颇丰。G20领导人欢迎《G20/OECD中小企业融资高级原则》。该文件还被列为G20峰会的议定文件，是G20成员国需落实的原则。我们收到了OECD关于中小企业融资的多份报告。今天发布的这份报告进行了具体国别分析，提出了宝贵的政策建议。这份报告不仅可以丰富G20关于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讨论，还可为G20成员的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中国在接任G20主席国后高度重视中小企业融资。OECD的文件、打分板、手册和其他材料具有启发作用，我们从中看到了许多与中小企业融资相关的内容。除了财政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和市场准入便利政策之外，今天我想谈谈如何在G20框架下的各项工作中促进中小企业融资。在投资议题下，我们关注中小企业融资工具的多元化，希望能推动G20出台这方面的指南性文件。在普惠金融议题下，我们要求GPFI拿出具体计划，以落实去年G20领导人在安塔利亚通过的《G20中小企业融资联合行动计划》。

　　尽管如此，中小企业融资目前仍面临诸多挑战。正如今天这份报告所指出的，中小企业融资往往依赖传统银行贷款，但一些国家的中小企业贷款开始减少，无法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现在我们可致力于发展传统融资工具以外的其他融资渠道。这份报告中的打分板是一个有用工具，可为G20监测金融改革对中小企业的影响提供帮助。我们愿与OECD合作探讨如何最好地使用打分板。

　　下面我想借此机会介绍一下人民银行在促进中国国内中小企业融资方面的一些做法，我们的许多做法与该报告的结论一致，我们也采取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措施。

　　一是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针对中小企业贷款占比较高的金融机构实行定向降准。

　　二是加强信贷政策指导，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尤其是社区银行优化业务流程，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投放。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还在设法向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或担保。

　　三是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扩大知识产权、股权、应收账款等质押贷款业务规模。传统上，只有房地产可用于质押，因此我们扩大了质押范围。同时积极发展供应链融资和创业担保贷款。

　　四是扩宽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推出供应链票据和定向可转换票据等适合中小企业使用的融资工具。

　　五是加强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中小企业信用信息征集、信用评级和应用机制。

　　六是推动普惠金融和互联网金融发展。中小企业是当前普惠金融和互联网金融的重点服务对象。

　　互联网金融发展迅猛，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我们需要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

　　虽然中国在中小企业融资方面取得了进展，但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缺乏足够的中小型金融机构，特别是基层的社区银行。其次，虽然已在信用信息数据库建设方面取得巨大进展，但仍需努力建立高水平的信用评级体系。第三，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国民财富尚未充分积累，缺乏足够的有效抵押品，应鼓励新的中小企业通过股权方式进行融资，众筹等互联网金融股权融资形式取得发展，但仍处于初级阶段。

　　我们采取的不少措施均与OECD报告的建议一致。下一步，我们会与G20成员国以及国际组织合作，推动G20以及国际社会更密切地关注中小企业融资问题，让中小企业在促进经济增长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再次祝贺OECD发布该报告。

　　记者问答：

　　华尔街日报：中国的债转股是否包含中小企业，还是仅仅针对大企业和国有企业？

　　周小川行长：这是一项新政策，有些内容细节还在讨论。据我所知，债转股主要是针对杠杆率比较高的公司，并不是针对特定规模或产权结构的某一类企业。大型企业借贷比较多，杠杆率自然也比较高。而这些大企业既有上市公司，也有未上市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也包括一些民营企业。这个政策对他们都适用，可以帮助他们降低杠杆率。另外，这个政策也跟产能过剩有关。如果存在过剩产能，企业就会亏损，导致资本受损，杠杆率就会上升。因此，降低存在过剩产能部门的杠杆率，也是制定这个政策的一个目的。而中小企业因为没有过度贷款，杠杆率不算高。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研究中国银行史的时候我读过一本关于上海银号的书。当前，中国一方面需要大量中小金融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另一方面又在打击地下钱庄。而在过去几千年，中国非常依赖这种本地化的小型钱庄或银号，来运作中国的金融体系。有没有可能通过法律或管理办法在某种程度上让地下银行或钱庄的金融服务合法化？

　　OECD秘书长古里亚：很长时间以来，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通过钱庄融资是非常传统的做法。问题是在中国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企业注册，但不能随意创立新的银行机构。从资产负债表来看，银行的债务是老百姓的存款，如不能很好地进行金融监管，老百姓将遭受损失。现在的融资方式可谓形式多样，包括小额贷款、批发融资，所有这些都要求金融体系足够稳健、监管有效、金融机构资本充足。有些金融机构虽然很小，但也必须保持稳定，否则如果局势失去控制，最终很有可能对经济产生难以想象的影响。虽然我不否认传统和文化，但不能以规模经济或其他名义继续发展地下钱庄，不应该让更多不受监管的机构出现。

　　周小川行长：我想再补充一点。一个世纪以前，交通很不发达，电信业还没有发展起来，所以当时信贷生意主要服务于本地客户，借款人的商品和服务也主要用于当地。这和当前的情况有很大差异，现在的金融机构可以通过互联网从全国融资，其支付也遍及全国，甚至还会参与到国际贸易中。因此，它们的资产负债表涉及范围比以前要宽泛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一个小型金融机构也可能引发大问题，因为它会导致金融风险在机构之间的链式传导。所以，我们当前更需要小型社区金融机构，而且应当将其置于严格有效的监管之下，包括建立资本充足要求和信息披露等监管规则。

　　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强调中国的公司债务累积问题。有人认为中国用加杠杆的方式来促进短期的增长，这将影响甚至牺牲长期的发展。在这方面，您希望对我和外界传递什么信息？

　　周小川行长：中国公司部门总体杠杆率比较高，但如果进一步细分，我们可以发现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资源相对较难，所以要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融资。而传统企业仍然处在改革和转型阶段，需要降低杠杆率。这里我想讲三点：一是在经济改革之前，中国所有的大型企业都是国有的，但并不是说这些企业都是由财政提供的资本金，而是向银行体系大量借贷。80-90年代的时候，这些企业虽然进行了公司化改革，但一般只有很少的资本金，如5-10%左右，其他的资金都来自于银行贷款，因此杠杆率比较高。这种现象在转轨经济体中比较常见，比如中东欧和中亚的企业。二是中国的储蓄率较高，储蓄率将近50%，去年是46%，虽然我们在大力鼓励消费，但这种变化是渐进式的。从整个国家的情况看，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负债方面有很多的存款，与之相对应，必然有很多的贷款。如果我们将储蓄率达到46%的中国与一个储蓄率为23%的国家相比较，杠杆率可能相差一倍。第三是我们需要大力发展股权融资。在中国，证券市场是在大约25年前建立的，发展时间比较短，还不成熟。储蓄只有一小部分进入股市，还有一小部分进入了保险业，但大部分还留在传统的银行业。以上三方面是导致中国企业部门高杠杆的深层次原因。高杠杆同时意味着高风险，贷款发得多，不良贷款可能也相对较多，尤其是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因此我们希望通过改革和发展，逐步改善这种现象。

　　BBC中文记者：根据您对近期中国经济形势的评估，您是否认为人民币还有进一步贬值的空间？

　　周小川行长：这次新闻发布会的目的是探讨中小企业融资，明天的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会议上，我们会提供中方书面声明，会回答你的问题。

　　OECD秘书长古里亚：我想告诉你的是，货币汇率出现贬值和升值是完全正常的，这是经济学的逻辑所在。现在人民币加入了SDR货币篮子并正在迈向可兑换，利率也具有了更多的灵活性，这都将使得人民币变得越来越像世界上的其他货币。比如说，美元会升值和贬值，欧元和日元也会升值和贬值，有什么理由认为人民币就不能升值和贬值呢？你当前所看到的都是一种将成为常态化的现象。随着中国越来越融入世界经济，并大规模参与全球贸易和投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中枢，人民币也成为了全球金融架构的一部分。同时，人民币产品越来越多，相应的产品价格也越来越重要。汇率是什么？是一种价格。利率是什么？也是一种价格。价格取决于经济形势，而且它们上下波动不仅受到国内经济形势的影响，还要受到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形势的影响。正如世界受到中国经济的影响一样，当前世界经济增长缓慢，也会影响到中国进口和出口，进而也会影响到人民币汇率。你不应当简单地去关注这些眼前的问题，你真正应当关注的是生产率、创新、监管框架、国企治理和金融部门等更加深层次的因素。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你的关于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周小川行长：我完全同意古里亚先生所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