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与爆发：回顾十万亿私募来时路

　　 本报记者 李洁雪 深圳报道 　　导读

　　记者从接近监管人士处获悉，尽管已经出现了首家“私转公”的案例，现在排队的机构也比较多，但现阶段放宽这一口径的可能性较低。但从大方向而言，私募向公募进军之路已经开启。

　　2016年，上证指数由年初的3536.59点跌至年末的3103.64点。

　　然而，在这低迷的市场环境之下，私募行业却以一种扶摇直上之势迎来了历史性的重大突破。

　　在这一年的10月底，私募基金规模达到9.13万亿，凭借3900亿元的微小优势，首次超越公募基金的8.74万亿规模，成为中国资本市场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事件。

　　同年12月底，私募基金的认缴规模突破10万亿元大关，达到10.24万亿元，而一年前也即2015年底，私募基金规模仅为5.07万亿元，短短一年内竟实现了翻倍的扩张。

　　确然，这是私募爆发的一年，但与此同时，这也是告别的一年。超过12000家私募的注销，标志着长期游走于灰色地带的私募行业，迎来了与野蛮生长阶段的告别。

　　而这仅仅只是开始，轰轰烈烈的私募去壳化运动背后，私募行业正在走向一个更为严格监管的全新时代。

　　规模大爆发

　　对私募行业而言，过去的一年，是历史性的一年。

　　“比想象中来得更快”，深圳一位私募基金董事长梁勇（化名）感叹，“2015年我们曾预测未来私募规模必然会超过公募基金，但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没想到私募这么快就实现了赶超，更在2016年底突破十万亿元，完全出乎我们预料。”

　　回溯私募基金的成长轨迹，2016年确实堪称爆发之年。来自基金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16年私募管理规模每个月都以至少3000亿的增长速度不断创出历史新高。尤其进入2016年下半年，除11月份仅吸金3600亿元外，其余月份私募基金的规模增长都在5000亿以上，12月份更是暴增7500亿元，直破十万亿大关。

　　而对比公募基金来看，在2016年年初，公私募基金规模尚有约2万亿规模的差距，在随后的月份中，公募基金规模在委外因素的助推下也取得了稳步发展，但增长速度较之私募却明显落后，以致两者间规模差距不断缩小，最终在2016年10月底公募遭遇私募反超。

　　事实上，私募对公募的赶超在2015年已经苗头初现。即便在2015年市场出现连续极端回撤的情况下，私募行业总规模也并未减少，在2015年的12个月份中，私募基金规模始终呈现递增状态。而与之相对的是，公募基金在2015年上证指数下挫最猛烈的6月至8月期间，管理规模连续三个月下滑，从2015年5月底的7.36万亿降至2015年8月底的6.64万亿。

　　这背后，股权投资的爆发对私募行业整体扩张起到的支撑作用不可忽视。尤其是2016年，在二级市场行情缺乏较大投资机会的情况下，部分投资者为获取一定的稳定收益，开始转向股权投资，使得股权类私募基金规模迅速扩张，进而助推了整个私募行业在2016年的狂飙突进。

　　张鑫（化名）正是2016年初从二级市场转向一级市场的私募投资人之一，其向记者坦言，“转向股权市场，一方面是由于2016年股市难度很大，赚钱不容易；另一方面是在中国做投资有太多政策上的不确定性，规则多变，这对投资者而言蕴藏着很大的风险，2016年年初的熔断就是一个例子。2017年我们的精力也依然是在股权投资方向。”

　　一直以来，证券类私募管理人和股权类私募管理人数量几乎相当，分别占全行业的45%左右，然而在管理规模上，股权类私募基金规模却远超证券类私募。截至2016年底，证券私募管理基金实缴规模为2.77万亿，占私募整体实缴规模的35.11%，而股权私募管理基金实缴规模为4.32万亿，占私募整体实缴规模的54.75%。对比两类私募2016年规模增长速度来看，后者更是前者的2倍。

　　当然，私募规模大爆发的背后还有更多原因。私募排排网李海山分析称，“我们认为私募基金纳入监管、策略的丰富等都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不差钱，中国每五天会诞生一个亿万富豪，以前私募处于野蛮生长，站在资金安全的角度上来讲，市场认可度不高，一旦纳入监管后，市场认可度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另外，以前私募策略较为单一，国内衍生品市场不成熟，体现在业绩上就是不稳定，没办法为投资人带来稳健收益，但随着近年来私募策略的创新，各种不同策略的产品层出不穷，满足了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人需求。国务院大力推进大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私募股权行业也迎来爆发性增长。另外从目前发达国家私募证券基金行业占市场份额水平来看，美国私募证券基金行业占市场份额的比例超50%，而中国市场份额仅约10%，与中国经济体量在世界的排名不成正比，也预示未来中国私募基金行业发展空间巨大。”

　　更多私募人士认为，无论是超越公募还是突破10万亿大关，现在都只是刚刚开始。

　　去壳化运动

　　在整个私募行业规模迅猛扩张的背后，2016年轰轰烈烈的去壳运动成为私募行业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这一年，私募界曾流传着“急寻持有基金从业资格证书人士挂职，挂职主要是用于空壳公司申请基金牌照，挂职人士不需要打卡上班，挂靠人员在产品成功于基金业协会备案完成后退出”的段子，保壳大战更是蔚然成风。

　　广州一家私募基金投资总监赵云（化名）告诉记者，“去年的保壳大限，确实让一些私募公司头疼。因为去年市场环境不好，募集产品不容易，很多私募只能自己利用极高的年化收益来筹集资金把壳保住，也有的机构选择直接弃壳。”

　　在保壳大队伍中，有很大一部分是2015年上半年才冒出头来的私募“鲜肉”军团。随着2015年上半年牛市的来临，各种私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公募界也掀起一波奔私高潮。然而，A股在2015年6月底开始连续大幅调整，许多在高点上成立的小型私募惨遭“滑铁卢”，产品被大幅赎回成为空壳公司。

　　林怡（化名）正是私募新手之一。其原本在一家金融类媒体工作，2014年底辞职后在深圳创建了一家私募基金公司，并号召亲戚朋友投资了其管理的产品。但随后的剧情演绎并不如林怡所预期的美好，林怡在后来的市场大跌中连连“中招”，所管理基金净值不断下滑，公司在重新募集资金方面随之出现极大困难，最终陷入“空客化”困境。

　　“归根结底还是之前私募的门槛太低了，随便什么人都能搞个私募，遇到超级牛市这种难能一遇的大好行情，人人都想分一杯羹，但有的人并不具备专业性，更别提风控意识。”深圳一位投资总监向记者直言不讳地指出，“比如牛市期间，随便一两个证券公司的投资顾问，拉几个之前认识的大客户做投资方，就出来组建私募单干了。他们可能连价值分析和基本面都不懂，市场哪里热就跟着投哪里，这种蠢方法在牛市中很管用，甚至能做得特别好，但遇到极端行情时，就可能遇到很大风险。而且这类私募往往是投顾和客户都双双加了杠杆的，大家的想法就是一起凑钱干一票，等到风险来时，想撤也来不及了。我身边有很多这种类型的私募，股灾过后情况很惨，很多公司直接就被淘汰了。”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私募行业去壳化运动顺势而来。2016年2月5日，基金业协会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若干事项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并迅速向下实施。根据协会发布的自《公告》发布近一年以来的实施情况来看，新规对私募洗牌作用明显。

　　具体而言，2016年新登记备案的私募基金管理人3308家。同时，协会注销了12834家私募基金管理人的资格。其中，因未按期完成《公告》整改要求而被注销的机构10957家；因在办结登记手续之日起六个月内未完成备案首只私募基金产品而被注销的机构86家；1791家机构主动注销登记。此外，伴随着私募基金公司数量的减少，私募从业人员也由2015年底的37.94万人减少到2016年底的27.20万人，同比减少10.74万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私募基金管理人和私募从业人员数量大幅减少的情况下，备案私募基金数量却显著增加。截至2016年12月底，备案私募基金46505只，同比增加22451只。

　　此外，大中型私募基金公司数量也明显上升，其中，规模在100亿元以上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由2015年底的87家增加到2016年底的133家；规模在50亿－100亿元之间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由2015年底的99家增加到2016年底的157家；规模在20亿－50亿元之间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由2015年底的283家增加到2016年底的439家。

　　某基金业内人士向记者指出，“这样的清洗其实是好事，维持一家私募机构运转需要场地、员工、律所以及其它的费用，很多私募的规模根本不足以支撑这一费用，面临淘汰是必然的。”

　　全监管时代

　　对于十几年来长期游走于灰色地带的私募基金而言，热火朝天的去壳化运动，只不过是私募行业迎来全面监管时代的开始。除了去壳以外，监管部门对私募行业的监管成为重要议题。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此前曾报道，中国基金业协会对私募业密集修订了7个自律管理办法和两个指引，其中，《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会员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修订工作已于2016年11月初步完成，从具体修订内容而言，透露出强化私募行业监管的方向。

　　从2016年监管部门针对私募行业展开的系列动作来看，亦足见监管层对强化私募监管的决心。中国证监会私募基金监管部日前指出，2016年证监会及派出机构共对116家机构采取行政监管措施，移送13家机构立案稽查，向地方政府或公安部门移送20条犯罪线索，移交271家机构失联情况由基金业协会依规处理，维护了市场秩序，净化了行业环境。同时，通过新闻发布会对专项检查中处理的73家私募机构全部进行点名通报，对行业形成震慑作用。

　　对于强化私募监管一事，多位受访私募人士表示支持态度。其中，深圳一位私募人士表示，“私募行业是一个自下而上逐步壮大的行业，必然要经历一个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对私募行业加强监管极其必要。这不仅是为了整个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对于在这个行业中生存的每一家私募都是必要的，我们也欢迎这种监管。”

　　回顾私募行业在我国的发展，确实遵循着从无序到渐渐有序的脉络。有业内人士将此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20世纪90年代初至2004年，私募基金的地下生长阶段。第二，2004－2013年，私募基金的阳光化成长阶段。这一阶段开始的标志是2004年2月“深国投·赤子之心（中国）集合资金信托”的出现，正式开启了我国阳光私募基金的新纪元。第三，2013 年至今，私募基金的合法化发展阶段。2013年6月开始实施的《证券投资基金法》将非公开募集基金纳入协调范围，从此私募基金不必再用“阳光”二字作为其规范运作的标签，随后新国九条以及证监会的一系列新规也相继发布。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积重难返。相比公募基金而言，私募行业在信息披露方面还很空白，许多私募细节信息甚至对投资人也缺乏披露。

　　在2016年，因信息披露问题产生的投资人与私募管理人互相“撕扯”事件依旧不断发生，例如爆出了上海某私募用不明气体熏跑投资人、知名私募管理人擅改净值、私募基金亏损后管理人跑路投资者投诉无门等种种看似匪夷所思的事件，而这些矛盾爆发的背后，正是私募野蛮发展留下的遗留问题。

　　业内人士倡议，在全面监管时代来临的当下，对私募行业细化分级监管是今后的必经之路。可以看到的是，细化的监管已经逐渐到来。

　　最新消息显示，中国基金业协会正在对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规范第4号内部征求意见，或限制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设立资产管理计划投资部分房地产类项目。根据起草说明，除了证券期货经营机构通过资产管理计划形式开展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适用本规范，为避免监管套利，私募基金管理人开展私募投资基金业务投资房地产开发企业、项目的，参照执行。

　　分析人士认为，关于此次私募基金的适用范围，应当适用于所有的私募基金，而不是像“新八条底线”按照“产品”口径执行。可以预期的是，此类细化监管将成为常态。

　　边界的互融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在私募逐渐壮大的过程中，原本泾渭分明的公私募行业边界线，正逐步走向模糊。典型的标志是，越来越多大型私募加入申请公募基金牌照的队伍。

　　2016年7月，随着鹏扬基金的获批设立，阳光私募“进军”公募终于破局，为意欲进军公募的私募机构带来了希望。业内普遍认为，鹏扬介入公募采取的全面“私转公”模式，是其能率先取得突破的重要原因。在鹏扬之后，重阳、凯石、博道、朱雀等大型私募机构都在苦苦等待。

　　其中一家私募机构内部人士坦言，“我们基本采用的就是鹏扬基金的路子，这么做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我们没有实力同时设立公募私募两个团队；二是私募存续，公募新设目前也没有成熟的案例。因此接下来我们打算全部往公募这块转。不过，即使这样也仍然存在难度，因为要完全转做公募，把很多产品要转为专户还需要和客户沟通协调，这并非易事。我们只能一边排队一边准备。”

　　确实充满阻碍，记者从接近监管人士处获悉，尽管已经出现了首家“私转公”的案例，现在排队的机构也比较多，但现阶段放宽这一口径的可能性较低。但从大方向而言，私募向公募进军之路已经开启。

　　“希望转公募的大型私募机构确实在增多，但这仅仅是一种选择，而非私募壮大后的唯一选择”，前述某私募董事长梁勇表示，“在我们看来，私募市场本身仍然大有作为，所以我们没有这方面计划。这些年公奔私的也不在少数，可以看成是两个行业的双向互动。”

　　确然，公募基金历史上曾出现过三轮较为典型的“公奔私”潮流。第一波潮流发生在2006到2007年，上一轮牛市初期，包括肖华、江晖、赵军、田荣华、徐大成等重量级人物纷纷“奔私”。第二波潮流是在2009年，当年银监会印发了《信托公司证券投资信托业务操作指引》，意味着存在多年的阳光私募模式得到监管认可，随后孙建冬、许良胜、李文忠、李旭利等一众公募基金经理纷纷转投私募。第三波潮流则是最引人瞩目的，2012年原“公募一哥”王亚伟离开华夏基金为这一轮“公奔私”潮流的标志，2014年邱国鹭、王茹远、王鹏辉、邓晓峰等大批公募基金经理随着新一轮牛市的到来投身私募行业，则标志着“公奔私”达到高潮。

　　从更深的意义上而言，公募和私募边界的互融背后是整个金融业不同子行业间竞争壁垒逐渐打破的大背景。可以预见的是，一个以竞争、创新、混业经营为主题的大资管时代正在加速向我们走来。

　　（：邓益伟 HN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