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家量化公私募同按申购“暂停键”，规模与业绩如何考量，策略容量之外的规模是毒药？业内人士这样看

　　财联社（深圳，记者 周晓雅）一则被称为“理工男的浪漫”的申购公告引发市场关注。最新公告称，盛丰衍和陈元骅共同管理的西部利得量化成长已将基金申购金额限制在1024元，这也是近三个月以来该基金第二次发布限购公告。

　　无独有偶，近日，多家公私募基金旗下的量化产品都纷纷按下“暂停键”。截至目前，年内有15只量化策略基金发布暂停申购或暂停大额申购公告，剔除运作期暂停申赎的产品，目前还有九泰基金、东吴基金、大成基金等公司旗下的量化基金处在大额限购期中。而私募方面，继金戈量锐、启林投资、星阔投资之后，进化论资产也在近日发布公告年内暂定发行新产品，部分存续产品也采取暂停或者限额管理的方式。

　　多只公募基金限购，私募亦封盘谢客

　　9月6日，西部利得基金发布公告称，因投资管理及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需要，旗下产品西部利得量化成长自9月7日起暂停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大额定期定额投资，限制金额定在1024元。

　　事实上，这已经是该基金年内第三次发布暂停大额申购公告，此前两次的限购金额分别是20万元、5万元。作为该产品基金经理，西部利得基金公募量化投资部副总经理盛丰衍此前曾公开表示对管理规模扩张的谨慎态度，被基民们称作“良心基金经理”。

　　除了西部利得量化成长以外，盛丰衍管理的西部利得中证500指数增强、西部利得量化优选一年持有也在近期发布了限制大额申购的相关公告。

　　总体来看，量化产品的限购也并非特例。Wind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年内有15只量化策略的公募基金发布暂停申购或暂停大额申购的公告，剔除因运作期而暂停申赎的产品，目前仍有东吴基金、九泰基金、大成基金、华泰证券(601688,股吧)资管、平安基金等多家公募旗下产品处于暂停大额申购当中，限购金额从1000元到500万元不等。

　　同样地，近期金戈量锐、启林投资、星阔投资、进化论资产等多家量化私募也在封盘谢客，涉及的产品策略类型以指数增强、中性策略为主。

　　保利益还是保规模，限购公募基金年内回报分化

　　为什么需要限购量化产品？从各家公募基金的公告来看，不外乎两个目的，一是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二是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

　　以西部利得量化成长为例，该基金去年年末规模为10.01亿元，而到了今年6月末，规模已经增至17.47亿元，这也意味着，该基金规模较年初增长逾7成。而在规模扩张的背后，今年上半年，该基金的份额净值增长率达到21.25%，大幅跑赢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5.31%）。

　　对于最新的限购公告，盛丰衍也在相关的讨论吧中坦言，限购是为了控制规模。

　　张弘弢和孙蒙共同管理的华夏中证500指数增强今年上半年的份额净值增长率为24.68%。该基金的规模也从年初的15.18亿元增至6月末的19.31亿元。华夏基金在7月下旬发布公告称，自7月26日起，将华夏中证500指数增强的单个投资人单日累计申购及转换转入申请的基金份额的金额限制在人民币1万元，如果超过上述规定限制，则有权部分或全部拒绝。

　　据华夏中证500指数增强中报显示，该基金以多因子量化投资策略为主，所采用的量化模型在今年以来的宽幅震荡行情下体现了较强的适应能力，模型整体表现稳健，在依据量化模型进行股票投资决策之外，该基金还积极参与了科创板、创业板新股申购，获取较为确定性的收益增厚机会。

　　同样地，也有部分私募在暂缓旗下产品募资的公告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比如，星阔投资日前表示，公司一贯将保护投资者利益作为发展的首要目标，出于对投资者负责的长远审慎考虑，决定现阶段有序地调节规模增长速度。进化论资产最近也就暂停量化产品的募集发文称，规模快速增长不是公司追求的目标，投资人盈利质量是考虑的优先选项。

　　对此，有业内人士向财联社记者表示，任何的量化策略都存在容量的上限，当资金规模超过策略容量上限，再增加的资金会稀释存量资金的收益。“当然，管理人要长期稳健发展，需要一定的规模支撑，因此，需要持续增加研究人员、对硬件和软件更新、迭代更新和优化策略库等。”

　　不过，规模扩张并非是量化产品限购的决定性因素，在上述限购的公募产品中，也有部分产品上半年规模变化幅度不大，甚至不增反降，年内表现并不突出。

　　“在多数市场环境下，量化交易对市场是有益的，因为它提升了市场的流动性，降低了交易成本，起到润滑剂的作用，多数时候，量化交易相较主观交易的优势是客观存在的。”就量化交易的现状，仁桥资产认为，有两个难点是量化交易难以克服的，一是，当市场风格发生剧烈变化时，量化产品很可能表现不好，因为风格剧烈切换这种极其低频的交易行为很难量化到产品的策略中，样本数不够，相关关系也不显着；二是，在极端的小概率市场环境下，量化交易可能引发较大风险。

　　“就像1987年的美国股灾，在这种罕见的非正常的市场状态下，市场需要的往往不是机器那精准的理性，而是人们内心深处对未来对国家的某种信仰，恰恰是这样的感性，这样的信仰让我们在最黑暗的时刻去坚守，并最终走向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