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民“生力军”的疑惑：“为什么基金经理在管产品业绩都没做好，还要继续去新发产品呢？”

　     在周一（8月1日）上午公司召开的一个重要项目推进会议上，孙畅却无心发言，而看着自己手机屏幕里的基金收益页面发呆。2022年只剩下最后四个多月，但她所持有基金的累计收益却为-1.4万余元。

　　孙畅是一名互联网项目经理，在深圳“最牛街道”粤海街道的一家公司上班。

　　而在距离深圳1700余公里以外的陕西西安，在税务局上班的基层公务员晋尧也面临着类似的烦心事儿。

　　他因为在2020年看到不少基金市场很火爆的信息后，选择跟风入市，在经历了“短线炒基、追涨杀跌”等不理性投资行为后，晋尧的账户最终亏损7000余元，在今年6月份选择割肉清仓，心里暗自发誓再也不买基金。

　　孙畅和晋尧的经历是2019年以来新入市基民的普遍缩影，自2019年开启的结构化牛市，让不少权益基金的收益持续上涨，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参与到了公募基金的投资当中。

　　“生力军”的持续涌入，使得到2019年年初还只有13万亿元的公募总规模，在仅仅3年半之后便直接翻了一番达到了26.79万亿。

　　当然，基金规模的高速增长，除了与公募本身的赚钱效应有关以外，也离不开像甘娜这样的一线销售人员的辛苦付出：在今年市场行情不好的背景下，公募基金公司们并没有降低自身对规模的追求，为了达成销量目标，甘娜甚至选择私下贴补费用给银行理财经理，只为促进银行对自家产品的推销力度。

　　一边是汹涌入市却疑惑自己为何赚不到钱的基民，一边是规模已屡创新高却仍在弱市中执着新发产品的基金公司，似乎在不经意间就呈现出了一种奇妙的割裂状态——“基民只知道买，基金公司只知道卖”。

　　亏钱的基民“生力军”

　　今年以来，两市股指走势趋弱，在多重利空因素的共同发酵下，沪指从年初的3500点左右震荡下跌，在4月份一度跌破2900点，市场情绪进入冰点，近期的走势亦很不稳定。

　　不过，不理想的行情似乎不妨碍普通居民参与基金投资的热情，公募基金行业在年内依旧保持了稳定的增长态势。

　　8月2日，中国基金业协会披露了公募基金市场的最新数据，截至2022年6月底，我国境内共有基金管理公司139家，管理的公募基金资产净值合计26.79万亿元，这一数据相较今年初增长了约1.34万亿，而市场中公募基金的产品数量也突破了一万只大关，创下了历史性一刻。

　　追溯公募基金规模增长历程，2019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2019年年初，公募的管理规模还只有13万亿，仅仅3年半之后，这一数据就翻了一番达到了近27万亿。

　　自2019年开启结构化牛市以来，把握住了“吃药喝酒”主线的公募基金，完美地展示了自身高到爆表的赚钱效应，Wind数据显示，2019年股票型基金年内平均收益超过45%，2020年更是达到了59%，这在当时吸引了大批居民涌入市场，仅2020年，公募全年募资规模就超过了3万亿元。

　　而90后的白领孙畅就是伴随着彼时的基金投资浪潮入市的基民之一，在深圳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的她，年收入能达到40余万元，在一线城市中并不算太高，对于自己是否需要理财，如何进行理财等问题，她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答案。

　　几年以前，孙畅曾尝试去开户炒股，但在海量的K线图与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中琢磨了一个晚上之后，她还是选择了放弃，“炒股太复杂了，我也没时间天天盯着大盘走。”

　　2020年下半年，A股结构化行情的演绎开始被推向极致，以“茅家族”为代表的基金抱团股开始高歌猛进，持续攀升的收益率也让公募基金屡屡破圈成为全民热议话题，彼时，孙畅发现身边开始有同事讨论起了这种叫基金的理财产品。

　　“大家当时经常互相讨论自己的基金昨天涨了多少，推荐买哪位基金经理。”孙畅说。

　　在身边同事的热议氛围中，孙畅开始对基金，这一她原先丝毫没有了解的金融产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朋友以及基金销售渠道的推荐下开始购买基金。

　　作为一个新基民，孙畅对基金的相关知识完全从同事、朋友口中得知，“当时觉得买这个应该不需要做什么功课，因为就是把钱交给基金经理，让基金经理帮我炒股，所以只要找到厉害的基金经理就行。”孙畅说。

　　在支付宝的基金页面中，孙畅看到，许多基金宣传介绍写得都十分“诱人”，这边是“把握万亿新能源市场”，那边是“一键布局半导体机遇”，对于这些国家政策重点关照的板块，孙畅丝毫不怀疑他们在未来的股市中会扮演的重要角色。

　　面对彼时各类基金不断上涨的净值，又看到“一键即可布局”的便利，孙畅感到了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她在半年之内就将自己一半的存款——15万元，投入了其中，持仓基金中不乏“刘彦春、刘格菘、张坤”等明星基金经理担纲的“网红”产品。

　　“最后是朋友劝诫我，说买基金没有这么‘梭哈’的，我才没有继续加仓。”孙畅表示，“刚刚开始买基金的时候，看到账户每天都有上千的收益，我一度萌生了自己下半辈子不用靠打工挣钱的幻想。”

　　而在同一时期，远在西安的税务局基层公务员晋尧也毅然决定加入基金投资浪潮，作为体制内从业人员，晋尧实际上并没有太强的理财需求，之所以想要参与到基金投资，只是被当时公募普遍的高收益率所吸引。

　　同孙畅一样，晋尧决定申购基金时，也没有对基金投资的相关知识进行了解，主要是根据支付宝相关界面的业绩排名及推荐进行选择。

　　“那个时候基本上市场宣传什么火，我就买什么，买了之后在刚开始还都挣了钱，净值涨了不少十分开心，当时甚至一度考虑过以借贷的形式继续加大投入。”晋尧说。

　　因为害怕市场波动，晋尧选择买入了很多热门主题基金的C类份额，因为相比A类份额，C类份额7日内赎回不要任何费用，方便自己进行短线交易。

　　在将基金当股票炒的头两个月，晋尧的收益情况还不错，虽然相比起在股市里半个月就能涨200多倍的“妖股”，他的炒基收益堪称“微薄”，但晋尧对此已十分满足。“虽然钱不多，但我当时感觉这样一点点累积收益也很安全，而且比炒股简单多了。”晋尧说。

　　相比起晋尧、孙畅这类缺乏对基金投资市场深层次了解或存在误解的基民，在北京一家游戏公司上班的侯宇就像是一张白纸。

　　他在完全不知道什么是ETF基金的情况下，只是从基金名称中发现该基金投向的是市场热门板块，便决定申购并持有。“虽然是乱买的，但刚开始都涨了”，他说。

　　记者了解到，在2021年春节以前，像晋尧、孙畅、侯宇这样的新基民，虽然在基金投资的过程中有很多“糊涂操作”，但他们或多或少都从所持基金中获得了回报。

　　只不过好景不长，随着市场风格的轮转，2021年春节后，以茅台(600519)为代表的“茅家族”公募抱团股股价持续下挫，连带着曾经风光无限的“明星基金”业绩一同垮塌，将当初积极入市的小白基民们打了个措手不及。

　　行情最初开始起变化的时候，晋尧不断地告诉自己市场只是短期调整，但行情却没能如他想象般演绎。

　　随着账户中亏损金额的不断扩大，晋尧最终在今年6月份将手中基金全部清仓，“就当花钱买学费了，以后这类投资我肯定是不参与了。”于是，他的亏损金额也定格在了7508元。

　　相比晋尧，孙畅的情况则更不容乐观，目前其账户浮亏已经达到了一万四千余元，不过，面对自己当前的盈亏现状，孙畅依旧对后市充满信心，认为现在的亏损都是短期波动，相信基金净值会有涨回来的那一天。

　　虽然对市场和基金公司有着坚定信心，但孙畅在电话中还是向记者表达了一个疑问：“为什么有基金经理在管产品业绩都没做好，还要继续去新发产品？”

　　而在游戏公司上班的侯宇则提出了另一个疑问，在我们游戏里哪怕充值只有几百元的用户，我们也会做好短信、电话等触达方式，让用户随时了解游戏内的新动态、新变化，而我花了好几万买了基金公司的产品，却在这个过程中从来没有收到来自基金公司的任何关注，“就像是没人管的孩子。”

　　超级“卷”的基金发行

　　那么在这些基民申购产品后便持续“缺位”的基金公司，眼下又正将主要精力放置在何处？

　　从2022年伊始，深圳一家大型公募基金的销售人员甘娜就犯了难，去年下半年板块极致轮动的行情，已经让公募发行市场有了一丝寒意，虽然市场行情不好，但甘娜知道各家公司对于规模的渴求并不会因此减少，因而发行市场的竞争只会更加激烈。

　　“华南的公募基金发行现在超级‘卷’，而且发行太密集了，基本上一家银行一个月能同时发十只产品。加上如今市场处在震荡当中，大公司的话基本上是短期行情起来卷一波钱就走，小公司就需要一步一步地去做。”甘娜如是向记者描述眼下基金发行市场的现状。

　　对于深陷“内卷”之中的发行市场，同在深圳一家基金直播平台担任媒介的胡丽也感同身受，她告诉记者，虽然公募基金的总规模已经逼近了27万亿，但是基金公司还是有着很强的规模焦虑和发行焦虑，因而在产品设计、宣发阶段常见“蹭热点、炒噱头”的现象。

　　例如在二季度房产政策有所松绑，A股房地产板块开始回暖时，就有一家大型公募基金公司马上安排连发两只地产ETF，并且在销售渠道上开展了对应的营销活动，主题是引导投资者预测讨论下半年房地产板块走势，为产品发行造势，提升平台流量的转化率。

　　“像这种引发投资者大讨论的营销活动，我们一般都会从后台进行干预，并且上线一些‘水军’言论，这个活动的效果最后还是很不错的，也成了我们内部的经典案例之一。”胡丽说。

　　在胡丽给记者展示的一份头部公募直播流量KPI中，记者看到了当前公募发行焦虑的数字化体现，该公募从相对量到绝对量都给平台设定了详细的要求，在相对量方面，该公募要求自家直播至少超过平台平均播出的PV（页面浏览量）和UV（网站独立访客），且日常直播在平台的数据要排名前10%；而绝对量即直播UV方面则要至少达到1000，并且平均每位观众观看时长要超过5分钟。

　　“我们经常在后台看到有投资者抱怨‘有时间做直播，没时间做业绩’之类的话。”胡丽称。

　　虽然各家公募眼下在发行市场中激战正酣，但在业绩不佳、行业趋弱的背景下，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有所转变，公募发行市场遇冷已成客观事实。Wind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每月平均新成立权益基金仅为380亿元，相较于去年同期减少了约1400亿元。

　　一边是跌入冰点的发行市场，一边是仍执着于新发基金的基金公司，为了保持产品销量，诸如甘娜这样的一线基金公司销售人员不得不开始采用一些“盘外招”。

　　甘娜向记者表示，目前部分华南公募都会通过“花钱买销量”的方式，以促进银行对自家产品的销售力度。“常见的例如‘千二’的模式，就是银行方面卖一千万，我们就要有二万块钱给到对应的理财经理。”甘娜说。

　　而当记者进一步询问对于此类行为，银行及基金公司方面是否了解时，甘娜更是直言：“现在主要是私下跟银行的理财经理去谈，但其实大家都知道，基金公司也好，银行也好，都默认了，这也导致我们从业人员压力很大。”

　　甘娜告诉记者，因为是这种钱是私下贴补，所以需要由自己先行垫付，其最多时半年内就垫付了二十万余元。

　　“总部领导要销量，又没有费用支持，导致一线的销售人员只能亏钱销售，亏钱销售也就罢了，公司渠道催得很紧，每天背着债去工作，压力很大，现在我整日的失眠。” 甘娜语气里有些抱怨。

　　一边是被营销吸引后又被深套其中的基民，一边是规模屡创新高却仍执着于新发产品的基金公司，本应联系紧密的基民与基金公司，就这样呈现出了一种奇妙的割裂状态——“基民只知道买，基金公司只知道卖”。

　　“重首发、轻持营，重宣传、轻投教，是当前公募行业的存在一大痛点，投教环节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基民诸如追涨杀跌等不理性投资行为，而这些行为又会给基金的管理带来一些不便。”沪上一位基金投顾映洋向记者表示。

　　在他看来，原本基金持续营销的效率应该要高于新发产品，持续地发行一些同质化产品，不但给基民择基造成了困扰，也让很多基金经理因为“一拖多”的情况分散了管理精力。

　　不过，记者观察到，上述公募行业存在的些许“顽疾”已经引起监管方面的关注，相关机制也正在完善当中。

　　早在2020年4月，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基金业协会”）便发布了《基金经理兼任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经理工作指引（试行）》，其中明确，基金管理人应当确保兼任基金经理具备充分履职能力，合理调配同一基金经理管理的公募基金和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数量，原则上不超过10只。

　　另外在今年6月，基金业协会还发布了《基金管理公司绩效考核与薪酬管理指引》，旨在规范基金管理公司绩效考核与薪酬管理行为，健全长效激励约束机制。

　　其中指出，基金管理公司应当按照公司治理和合规管理的要求，制定科学的薪酬制度与考核机制，合理确定薪酬结构和水平，规范薪酬支付行为，绩效考核应当与合规和风险管理等挂钩，严格禁止短期考核和过度激励，建立基金从业人员与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绑定机制。

　　在映洋看来，在监管层持续完善相关机制的同时，公募行业自身也应当抓紧行动起来，把精力从基金销售中抽离出来，重点放到投研工作当中，此外，也要强化投资者陪伴，加强基金销售过程中的投资者教育，回归初心，努力让每一位基民都在投资中获得回报。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映洋、胡丽、甘娜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