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募也分上海模式和深圳模式？

　　2003年，赵丹阳在深圳发行中国第一只阳光私募产品，开启了中国阳光私募的大门。随后，一批阳光私募的大佬在深圳诞生，“私募之都”之名不胫而走。在国内阳光私募领域，在经营模式上有上海和深圳两种模式。你可能在一些场合听到过，今天小私君就简单来和大家一起看看。

　　深圳、上海两地模式的差异

　　目前国内的信托型私募基金按照地域可分为两种模式。其中，总部位于深圳的深国投和平安信托多发行非结构性产品：即私募机构担任投资顾问，但不承担股市下跌的风险。

　　与“深圳模式”不同的是，总部位于上海的上国投和华宝信托主要推出结构性产品：私募机构需要按照一定比例投入资金作为保底资金，如果发生亏损，将先亏私募机构的本金。

　　上海某知名信托公司高层表示：“上海文化比较谨慎，不像深圳那样敢闯敢做，上海历来重视对风险的控制，因此产生了独特的上海模式，多发行保底的结构性产品。”

　　杭州某信托公司高层认为，信托产品结构化可能是出于监管要求，而不是市场需求。证券投资信托与公募基金的产品风险相似，信托公司不但作为金融机构受到监管，具体产品也受到限制，使信托公司难以扩大业务规模。

　　此外，上海比以前更看重投资顾问的资质。如果在上海发行非结构化产品，也要受到不同“待遇”。“拿投资比例来说，在上海发行的非结构化证券类投资产品，持有单一股票的比例不得超过产品总资产规模的10%，而深圳、北京等城市就能达到20%。如果是在资本市场向好时，持有个股比例高的产品，收益的弹性会好一些。”

　　深圳模式VS上海模式

　　因为监管力层面方面的原因，造成了两者的差别。上海模式主要以结构化产品为主，而深圳模式则以非结构化产品为主。

　　基于对风险的严格管控，上海对信托业监管严厉，已不是什么秘密，信托公司和私募基金都深有感触。

　　私募+信托+监管的“深圳模式”，让国内私募踏出了阳光化的第一步。私募机构担任投资顾问，不承诺保底收益，不承担股市下跌风险，不分优先劣后，投资者可以直接分享投资收益……

　　深圳敢闯敢做的基因，注定了这套“深圳模式”的形成，而早期投资者的投机心理则帮助深圳私募完成了野蛮生长的过程。令多数人没有想到的是，这套模式后来拖了深圳的后腿。

　　随着市场不断的洗礼，整个市场的投资者都在变得越来越成熟谨慎。“深圳模式”所暴露出来的风险让投资者心理开始打鼓。

　　反观“上海模式”。上海人的精明和小心谨慎历来被人所知悉，扒开来看，“上海模式”的核心就是保底金制度，在此基础上，私募基金和监管机构不得不配以完善的风控体系和严厉的监管制度。

　　谁曾想，“上海模式”因祸得福，前期步子慢一些，但是由于保底金制度带来的丰厚投资收益，让上海私募像滚雪球一般越做越大。

　　几年下来，深圳私募不得不拱手让出“私募之都”的称号。

　　瓶颈中的深圳私募

　　人才是制约深圳私募发展的另一大问题。

　　北京的高校不用列举，我们都知道大天朝在北京高校布局。上海也很强，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大、华东师范、上海财经大学……一大批知名高校，为上海经济源源不断的提供人才动力。

　　回过头来看深圳，数得上名字的就只有一所“深圳大学”。深大对深圳建设有着很大的贡献，事实上深大学生在创新、创业意识方面有着独特的基因，出了不少知名校友。但是，由于起步晚等原因，深大似乎远远无法和北京、上海等地的院校相比，更不用说，一所大学输送的人才数量有限等等。

　　另一个方面来看，深圳私募界“民间派”的比例最高，而北京、上海的私募创业、从业者拥有知名基金、券商经历的则远远高出深圳。其中一个原因是上海、北京相较于深圳拥有更多知名机构，另一个原因则是，深圳私募的狼性在锐减。

　　有位深圳私募界曾经的风云大佬在闲谈时透露，钱赚够了，不想那么拼了，交给年轻人吧。结果是，这家公司近几年几乎销声匿迹了。而在与公募券商等行业的朋友交谈时，许多人透露出对放弃现有的富足安逸生活的担心。

　　中国私募基金经过十来年的发展，2003年开始起步，2013年获得了合法的地位，就是管理人备案制度，大大促进了中国私募基金的发展。不管未来上海、深圳还是其它城市的私募模式如何变幻，推动私募潮水前进的依然是活跃在市场的每个私募人。 ：